世界历史:分析涂尔干学派中的杰出社会学家

从1913年起,涂尔干学派中的杰出社会学家之一,罗伯特· 赫兹偶然发现了他对宗 教事实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复杂性的兴趣。当他居住在山间时,为了见证一场民间仪式,他花费了一年时间去询问在他居住的山间参加仪式的各种人,他们包括村民、巴黎移民、地方学者,以及辖区与罗马教廷的神职官员。

通过问询,赫兹积累了历史档案。他从整体上 分析了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祭礼和朝圣,从中可以看到两个主教辖区之间的关系、法国和 意大利两国边境线周围的情况,以及以下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法国一侧的山民,他 们以牧羊为生;另一种是意大利平原的人,他们在经济上更为富有,在政治上也更有分量。通过分析文人文化与传说的不同民间版本,赫兹对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史前祭礼做出了重新解释和假设,面对基督教的福音传教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这种史前祭礼只是被转变了,但并没有被摧毁。

赫兹在理论探索时,对调查充满了热情,没有调查他就无法进入民间文化的多样性中去,唉,然而他的同侪们没有分享这种热情,他们表现出的倾向却是讽刺这种“在户外”的民族志,并把它视为食利者的消遣。1915年,当他去世时,人们才发现他正在从事另一项直接调查。这一次调查围绕的是前线的士兵,这个调查与欧洲民俗学家们的问题相关。赫兹从调查中发现了语言学标记法 的重要性,并且分析了各种信仰之间的矛盾性。他的好友马塞尔· 莫斯在1928年出版了赫兹的全部著作,然而其中这两次直接的调查却相对不引人注意。

在那些战壕中,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对他们曾经从没有接近过的人突然产生了认识。对 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参战国的文献中都有着痕迹。罗伯特· 赫兹以系统的方式进 行调查,并且利用与他所在军团中一部分人来自同一地区的优势,向他的战友们询问关于 谚语和村庄固有表达的问题,赫兹继而做了关于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笔记。其他 的学者们也做笔记,在极端的环境中从他们职业活动的延长线上“拿”到一些东西。马塞 尔· 莫斯被靠近他的兄弟军团感染,在那个军团中尤其有不少澳大利亚士兵,莫斯观察了他们按照自己文化行走、阅兵和游泳的不同方式。

战后,莫斯运用这些观察结果发展了 对作为文化现象的“身体技术”的分析。在这项分析中,他发展了 初步的观察,从而去质询由他人产出的民族志材料。战壕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那就是获 得民族志意义上文化偏移的经验。 我们同样也可以延续历史学家马克· 布洛赫从战争经验中激发出的反思,这当然很少归功于他那难以被理解的日记和充满暗示性的笔记,而更应该归功于他 1921年的论文《战争的假消息》。这一参考书目式的评论见证了一个小的学者共同体的存在,这些学者试图去客观地观察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一 位比利时民俗学家、研究欧洲的民族志专家,研究了在没有自由媒体的情况下,关于德国暴行的谣言的传播。马克· 布洛赫观察了信息传播的场所,例如分发食物时排的长队, 强调了审查对假消息传播的重要性。他的史学才能,使他得以分析他自己观察到的东西, 继而又将他对观察分析的结果,用于解释他要研究的部分历史材料。同样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要在悲剧性较少的环境中,“民族志学者”这一 人物诞生于原籍波兰的人类学家布劳尼斯娄· 马林诺夫斯基的笔下。

他在1914至1918年之 间被迫待在了被澳大利亚占领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上。马林诺夫斯基1884年出生于克拉科 夫,后来前往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刚获得了大学的资助去澳大利亚做实地研究。作为奥地利公民,马林诺夫斯基很快就被英国和澳大利亚当作敌人对待, 并且面临被拘禁的危险。不过在牛津大学教授们的支持下,他得到了澳大利亚当局的许可 往来于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并且可以获得延长他的调查的必要资源。马林诺夫斯基于是便在澳大利亚一直待到了1918年,并两次居住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这是一座今日属于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岛屿。

马林诺夫斯基于1913年发表的对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书评,是他最初的 几篇文章之一。他的田野很有可能受到阅读这本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强调了宗 教生活的社会属性,并且具体提出了社会周边区域的问题。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其周边是 库拉的长途流转,库拉使得在岛屿上相距几百公里的土著人相互之间得以交流。 通过研究其中一个岛屿上的土著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他完全处理了这个社会总体的文化,这让他于1922年出版了精彩的民族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这本书很快就成了经典,特别是由于他书写的流畅、生动且清晰。

马林诺夫斯基没有 隐藏他的榜样是小说家约瑟夫·康 拉德,后者同样是移居英国的波兰人,他也用英语写 作。康 拉德的小说以严肃的方式叙述殖民化,并且就像在《诺斯特罗莫》 一书中那样描写虚拟的人物,同时又带有科学的细节。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基于涂尔干理论 的严肃的民族志分析中,还展现了三个他在学习期间掌握的理论: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语言学和民俗学文化,波兰是他的出生地;他在莱比锡学到的经验主义心理学; 德国经济史领域丰富的传统。

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就将这些针对社会的科学的最重要的发现,都运用到了社会人类学中,而这些发现,在此之前还只是被运用在欧洲社会。马林诺夫斯基以优雅的方式,理论化了我们所说的“民族志的魔法”:只有长期的出现在土著人中,并且没有翻译或中间人的调解,才可以去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无法估量之物”。参与式观察由此诞生,从此以后,民族志学者似乎成了孤胆英雄,他们即便感到无 聊,也要待在那些隐匿着无法预料的事物的地方。

马林诺夫斯基清楚地批评科学考察的范式,这一范式提前得到了充分的准备,但被判定他们所搜集的,是那些“应 该”让土著人成为土著人之物,而不是他们原本真实之物。马林诺夫斯基同样批评由殖民地居住者从事的民族志,这些“小白人们”更多的是被他蔑视而不是去使用。马林诺夫斯基发明了没有中间人的民族志。被白人看扁还被剥夺关于殖民的知识,又被不明就里视其 为腻烦者的土著人容忍,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当场写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 日常的不满,这本《日记》直到1967年之前都没有被出版。

马林诺夫斯基创建的这种方法,与一种被称为“功能主义”的理论密不可分,这种理 论提出被研究的社会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每一种因素都构成一种维持稳定性的“功 能”。但什么才是这种关联和稳定的总体社会呢?这涉及土著人的那些整体,如说同一种语言,在相同的群体中互相认识,遵循相同的习俗?语言、习俗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叠 合,已经被博厄斯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案例中批评了。被应用于岛上社会的功能主义公设, 使得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发现他研究的总体社会与库拉的流动有关,库拉圈超越了他所居住的岛屿的边界。

马林诺夫斯基继而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更为多样的社会中 去。在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被观察的土著人,都没有意愿成为群体的发言人,而这些群体 的边界已经被确定。直到20世纪末,这种“总体化”才被当成经典民族志的盲点而受到批 评。 马林诺夫斯基对社会人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英国人类学中扮演的角色,就像博厄斯在美国人类学,以及莫斯在法国人类学中扮演的一样:这三个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的 三个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类学家。从1922到1940年,来自欧洲各地与英联邦的学者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围绕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周围学习社会人类学。

他的朋友与对手,拉德克里夫布朗,同样代表了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同时也 被视为埃米尔· 涂尔干的弟子。相比于处于伦敦的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 布朗则在 英联邦开启他的学术生涯,他于1921至1925年在南非的卡普教课,随后一直到 1931年,他都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任教于两所毗邻他研究的土著社会的大学,他的学生们 都对人类学有着巨大的政治或道德上的兴趣。

接下来,拉德克里夫- 布朗动身前往芝加哥 大学,并在那里遇到了罗伯特· 帕克和他的女婿罗伯特· 雷德菲尔德 。帕克与欧内斯特·伯斯一起创建了基于田野调查 的城市社会学,而雷德菲尔德属于第一代在美国本土之外做研究的美国人类家。从此以 后,社会人类学的区域范围便联合了起来:法国、英国和美国形成了顶尖,南非和澳大利 亚成为开拓地,而苏联则独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