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肖明远丨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

周大鸣,湖南湘潭人,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摘要】传统人类学研究习惯针对现存的“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进行研究。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大,对于复杂文明的研究,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人类学研究如何继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人类学在复杂社会研究中诞生了一些重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既有西方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国实践后的总结提升,又有基于中国传统研究理路进行的方法创新,还有数字时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新探讨。以历史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快速评估法、互联网人类学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有力回应了人类学田野方法能否胜任复杂社会研究这一问题的诸多质疑,促进了人类学与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时代要求的互相适应。人类学对于复杂社会的研究是完全可能、可行与必要的。

【关键词】复杂社会;社区研究;历史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快速评估法;互联网人类学

在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将人类学研究简单地界定在对原始部落的研究。用埃里克·沃尔夫(Eric R.Wolf)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民族”。 [1]

如果要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指出传统人类学的窠臼,那么必然可以得出这种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都缺乏“历史感”,由此进一步可以追问,根植于这一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在稍后人类学不得不一定程度上转向对拥有复杂历史环境的社会进行研究时,是否继续“适用”?作为中国学者,尤其关心的是,对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应该用何种理论方法,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性概念,才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的本质?对此,乔健先生曾认为:“由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的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 [2] 人类学的发展在方法论层面受到了挑战。

为此,在20世纪的下半叶,欧美人类学普遍开始将乡村与都市作为其研究的新领域,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建基于过去研究之上,但取向不同的应用人类学开始出现了大发展与大繁荣。 [3] 这一转向的内在意涵,即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与关注目标,由初民社会转向了复杂社会;而整个学科的价值取向某种意义上说则由原始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 [4] 事实上,人类学研究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的转变,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努力。许烺光先生曾将这些努力总结为三类:一是对复杂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调查;二是对复杂社会中某一社区的调查;三是从心理学视角对复杂社会做整体性的研究。同时也指出了这三类研究的不足:第一类研究者通常都是关注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等一方面,这与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相比没有什么优势;第二种学者只关注社区的现状而忽视了历史的视野;第三类学者探索的是不同文明不同层面的共同心理模式,如国民性研究,通常容易简单化。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改进的研究方法,如优势亲属关系或亲属关系主轴(dominant dyad)的分析,文化基本假定的分析等。 [5]

随着研究旨趣逐渐向乡村社会转移,人类学担负起与原始和部落社会复杂程度有所不同的社会的研究工作。而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研究开端,则要到20世纪初,其先锋人物有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甘米欧(Manuel Gamio)、雷德菲尔德(R.Redfield)和帕森斯(T.Parsons)等。葛学溥对中国潮州凤凰村的研究, [6] 可以被称为世界人类学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开拓了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方向。 [7] 人类学家将乡村社会中的农民文化视为社会文化整体里的一部分。如克鲁伯(A.Kroeber)就将农民定义为居住于乡村而与城市保持联系,构成包括都市在内的人口群体中的一个阶级。 [8] 而有关复杂社会研究的概念基础是在雷德菲尔德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1947年,他完成了一篇名为《俗民社会》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对俗民社会所下的简单定义,极大地影响了之后20年中的相关研究。在之后的研究中,雷德菲尔德认为,乡村和都市的两分法对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系统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基于此,他将村落社区定义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单位,同时也为农民村落取了一个“小传统”的名称。镇和城市是非村落社区,雷氏称之为“大传统”(与乡村系统的“小传统”相对应)。俗民传统在不同村落中显示其变异特征,而城市则是具有稳定、集中、一致性的宗教、文化与艺术的中心。 [9]

人类学在向复杂社会转型研究中逐渐发展出一套社区研究的方法。国外的社区研究大概有三个来源:一是德国的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偏重理论;一是美国以帕克(Robert Ezra 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注重社区的实践;一是英国以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关注社区的整体性。从20世纪30年代起,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始把原始社会研究的方法用于复杂社会研究,尤其是农民社会的研究。早在他前来中国之前,便已派遣他的学生,用这套概念与方法去研究墨西哥、菲律宾及日本社会。 [10] 1935年他在燕京大学的演讲,引起一批中国学者开始使用人类学方法进行农村研究,并且发展出一套被称为“社区研究”的方法。

丁元竹认为,中文“社区”概念是由费孝通提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集体讨论产生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派中对于“社区”概念进行全面阐述的首属吴文藻。吴文藻对“社区”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开启以社区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中国学派”之先河,而把社区作为一种研究和认识中国问题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实地研究当属费孝通和他的前妻王同惠。1934年,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瑶族社会组织研究,开启了中国的社区研究。吴文藻称之为“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 [11]

笔者以为,早期中国的村落社区研究,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当属费孝通对于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研究,他在这一材料的基础上创作的《江村经济》一书至今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必读书目。然而,对于中国人类学界开创的村落社区研究,著名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曾对其进行了批评。为此费孝通曾专门撰文与之“对话”,虽然那时的利奇已然故世。利奇曾在其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他对费孝通的质疑:“虽然费孝通将他的书冠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证明他所描述的社会系统在整个国家中具有代表性。” [12] 费孝通先生将利奇的问题概括成了两点:其一是如中国人类学者这般以自身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其二是个别微观研究是否可以概括整体国情。显然利奇对这两个问题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略早之前,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也对这一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在1962年纪念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演讲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他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批评。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他相信通过对众多小型社会单位研究并进行充分细致的归纳,将出现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总体图景。这一看法被弗里德曼称作“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 [13] 他认为,即使费孝通线年代之后,仍然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在他30年代的人类学观念指导下继续研究,也无法实现马林诺夫斯基的预言。原因在于“他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地局限在村庄中”。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是“将传统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移植到复杂社会的时候,错误地将对总体性的把握也移植了过来”;“假如没有发生1949年以后的那些事情,费孝通们也许今天还在积累地方社区的样本;在中国的民族志地图上,也许会增加更多面旗帜,但是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可能不会比他们十年以前更接近马林诺夫斯基的评价”。 [14]

为此,费孝通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直接的回应:“把一个农村看做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特的,也是不对的。” [15] 费孝通先生坦然承认,江村作为一个村落本身,难以代表极度复杂的广阔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江村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就没有任何意义。江村经济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具有人类学整体性意义的,从江村的研究中积累的个案材料与社区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提供一个参考模式。费孝通在博士毕业回国后乃至晚年恢复学术研究后,一直致力于对复杂的中国社会中各种模式的探寻与归纳。

尽管社区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作为一个基本方法已经被普遍使用,但在具体问题里怎样界定一个社区却日渐成为社区研究的一大难题。早年费孝通等先学们将德文的“Gemeinschaft”以及“community”译作了中文的“社区”,使得中文世界中地域属性极强的这一概念拥有了学术定位, [16] 并开启了将中国的“社区”在“共同体”学术概念基础上中国化的进程, [17] 然而在逐渐解域化的当代中国,传统的地域性的社区逐渐让位于移民性的社区,整个社会正发生着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 [18] 界定一个社区已不再如过去那么容易,社区研究的方法如何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进行革新成为了未来值得探讨的问题。

可以说,社区研究是世界人类学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型中开拓出的一种新方法,并实际运用在拉丁美洲、非洲的研究中。社区研究传入中国后,在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引领下,结合中国本土实际,完善了这一方法。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里,社区研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曾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学派的“立业之基”。 [19]

20世纪50年代学科调整前,社区研究作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方法已经被建立起来。虽然人类学学科由于学科调整一度中断,但社区研究作为重要方法继续被中国的人类学者们所使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的重建,都市人类学进入了中国。1986年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顾定国(G.E.Guldin)曾在中山大学率领研究生进行都市人类学调查。1990年初,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会议在北京召开。199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都市人类学会。自人类学在中国重建至今,人类学对于复杂社会的研究在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实践道路。具体到方法上,主要采取了历史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快速评估方法、互联网人类学等方法,以适应复杂社会研究的要求。

历史人类学是中国人类学建立以来就兴起的研究方法与学科取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秉承历史向度的研究。一方面,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最早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历史或者是“国学”出身,他们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就非得从历史入手不可。

早在人类学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就已然与历史学深度结合,中国学者们将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为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深受德国文化传播论和美国文化相对主义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南派”研究取向上。发展至今,“南派”人类学以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国台湾)、厦门大学为中心,相对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和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析模式一般围绕着文化的整体特征而得以呈现,调查“扩张研究的材料,证而不疏”,“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20]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民族调查,则更是从历史的向度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取向,被始终如一地秉承着。黄淑娉曾这样评价历史人类学方法:“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好传统,是在方法上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的。” [21] 在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恢复重建后,一大批学者以“历史人类学”作为研究范式与学科取向,作出了颇具卓识的理论与现实贡献。

科大卫,2018,《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最为体现历史人类学旨趣的几个概念,当属萧凤霞、刘志伟提出的“结构过程”、科大卫(David Faure)提出的“礼仪标识”以及赵世瑜提出的“逆推顺序”。如果说“结构过程”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那么“礼仪标识”与“逆推顺述”便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切入点与特定研究方式或技术,“结构过程”“礼仪标识”与“逆推顺述”结合在一起便是一整套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论。赵世瑜认为所谓“逆推顺述”,就是将在自己的田野点观察到的、依然活着的结构要素,推到它们有材料可证的历史起点,然后再从这个起点,将这些结构要素一一向晚近叙述,最后概括出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逆推顺述”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区域历史的节奏变化,因为“逆推”的起点虽然是当下的世界,但能“推”到哪里其实就是找到某一个历史上的节点,然后使这个节点再成为“顺述”的起点。 [22] 这种逆推的好处,便是可以重新审视过去习以为常的事物,到底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的。

在萧凤霞的研究中,她以中山小榄镇菊花会作为研究对象, 同样认为社会与文化现象是一个已经完成或是正在经历的历史过程,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阐释研究,从而深刻理解人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文化表现的内在性质、意涵与发生动力。她进一步观察这些因素在区域内如何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演变沟通交互,以达至如今的状态。她企图用历史的方法去发现现实的信仰和仪式行为与地方社会文化的总体关系,并将其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讨论。 [23] 这一做法的重要意义,是突破了过往的人类学研究将“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本质上相关的概念在具体理解过程中截然二分的旧观念,形成了将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融为一体,贯通纵横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历史人类学在研究取向上倾向于认为,探索“个人”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在历史社会背景中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而这一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继续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24] 了解与研究这一过程,可说明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下的人们内部一以贯之的思维逻辑。

“礼仪标识”属于历史人类学者走进田野过程中需要收集的材料范畴。科大卫与程美宝将它们归纳为“客观可见的被当地社会成员视为重要的传统的礼仪标识”(objectively observable indications of ritual traditions considered to be significant by members of local society),这是历史人类学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步骤。他同时列举出一系列“重要的礼仪标识”,包括宗教传统、称谓、拜祭核心(神、祖先等)、建筑模式(比如家庙)、控产合股、非宗教性的社会组织。虽然科大卫没有就此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与解释,但可以理解他的定义是相对宽泛的。这些问题用更为通俗的话来说,便是那些被当地社会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24]

在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山大学率先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4年,该中心成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代表研究成果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历史、田野丛书”出版是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成果团队化产出的标志。正如丛书的总序《走向历史现场》指出的:“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这些资料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和传说等,这种或者可以被称之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 [26] 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张应强的《木材之流动》将清水江流域收集到的契约文书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勾画重现了贵州清水江流域自清代以来木材贸易的流动过程;围绕着这一市场流动过程,还探讨了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27] 黄淑娉的《广东世仆制研究》一书则综合族谱、地方志、历史文献,结合访谈,对民国以前珠江三角洲曾广泛流传的“细仔”“下户”现象进行研究,指出“世仆制”是一种奴隶制,是寄生在宗法家族制之中的。 [28]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历史人类学方法时需要避免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于历史人类学具有很强的区域社会史的史学传统,所以在通过文化传统理解历史 [29] 的过程中,初学者易忽略大历史与区域史在不同维度下对地方文化的适应与阐释,可能进入一种对于大历史的虚无状态,这种状态下的研究会使得研究进入地方主义的偏狭中,片面强调与大历史“不同”的地方史,而难以找到其中的文化关联。

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不仅对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世界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人类学需要继承这种研究取向,将丰富的典籍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不断积累对世界文明具有一般性贡献的学术洞见,完成人类学研究文明社会的重任。

人类学长期以来强调长时间深入的田野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大多是单个人在某一个小的社区进行。自马林诺夫斯基创立这种“科学民族志”方法以来,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写作一直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式和独特方式。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序言中总结了自己的田野经验,使之成为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开启了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为世人所接受的“创世之路”。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马库斯编,2006,《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之后,过去单点小社区的研究逐渐难以完全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在研究的时效性、各地的联系性、社会的复杂性及研究的专门化被日益强调的当代社会,过去被视为科学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写作,逐渐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质疑与反思。“从1984年的研讨会到1986年的《写文化》问世,民族志的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受到强烈的质疑,反思的、多声的、多地点的民族志具有了实验的正当性”。 [30] 在这一反思与质疑的过程中,多点民族志方法应运而生。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明确提出了多点民族志概念。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不再单纯地希望表达一个微型社会的文化整体性,开始主动进行不同空间的田野调查,关注全球社会。

多点民族志出现伊始,研究者们仅仅认为它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和流动性等有限特性有关,这就意味着使用多点民族志方法所做的研究,将会偏重于对全球化引起的社会变化所导致的新的社会关系与系统转换的经验研究。这种导向下的调查方法相对容易掌握,一般仅需选择多个田野调查点进行实地调查。多点民族志在实践层面上可以被简单归类为三种:一种类似于传统的田野调查,在传统田野调查的程序里,单个调查者选择多个田野调查点收集研究资料;其次是组织团队选择多个具有不同特色的调查点,就相似或同一问题进行调查;最后一种是组织团队,就某一专题进行多区域多点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詹姆斯·华生(James L.Watson)组织5位人类学家,同时对北京、香港、台北、首尔、东京这五个城市的麦当劳店做调查,堪称“多点民族志”的范例。该研究指出,麦当劳在东亚的传播过程中,也是“地方化”因素不断嵌入的过程,对“全球主义”或者“麦当劳化”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强调了“跨国主义”与“在地化”的重要性。 [31]

从目前的发展看,多点民族志更多地思考与研究全球化对调查地区带来的影响,并且希望能够发现这一变化的过程。为此,马库斯曾总结到:“现有的变化中的移民研究是转型中的多点民族志的方便的样本,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后者还包括其他创新性的观点,如关注什么、如何关注和如何追踪过程。然而,多点民族志的建议或者判断却引起了人类学家的焦虑,他们认为这个过程会使民族志变得‘单薄’,导致田野作业深度(这保证了人类学研究和知识的独特性)的消失。” [32]

在这个逻辑下,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追踪人群(follow the people),追踪事件(follow the thing),追踪隐喻(follow the metaphor),追踪冲突(follow the conflict),追踪生命历程(follow the life)等方法跨地域展开”。 [33] 就其根本而言,多点民族志的功能不再是简单地描述某一地区文化的全貌,“而是要在田野作业形成的合作关系中积极地协调其表述,关注行动者之间和没有联系或者不具有明显关系的主体(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过程,这些主体虽然距离遥远,也日益相互知晓)之间的关系的意外后果”。 [32]

多点民族志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已经相当普遍,如笔者曾经组队在成都、沈阳、杭州、东莞等地就城市新移民问题与对策进行多点民族志的研究。在这几个城市分别选择社区和新移民样本,将深入访谈、与社区观察、问卷调查结合起来,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这样的研究结果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的差异和一致性。 [34] 充分利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不仅有利于呈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变化,同时依靠这一理解过程,亦可以达到反思人类学研究自身的学科意义。如在对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把在不同田野调查点中调查者与被研究者的合作,作为一种认识宏观医学叙事(即民族医药体系化的努力)与微观经验(行医者的个人实践)之间相互结合,进行知识生产与日常生活的方法。 [35] 多点民族志因此提供了一个相较于一隅之地的更为广阔的比较视野。虽然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讨论自其提出后并未间断过,但如果依然承认人类学的某些研究需要发现一个整体性的存在,那么多点民族志便不失为是一种对于整体的理解方法。

在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参与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农村快速评估(Rural Rapid Appraisal,RRA)、参与研究式评估(Participatory Research Appraisal,PRA)是较为常见的方法。参与行动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和社区或群体合作,通过集体行动为社区或群体成员谋利益。所有人员共同努力开展分析、教育或调查活动,采取措施改变现状。参与行动研究所需时间较长,目前流行于北美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广泛用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项目上,如社区发展、社会工作、公共卫生、教育和幼儿看护等。参与行动研究的倡导者和最受项目影响的群体,在分析他们的现实状况和采取行动改变他们的状况上最有发言权。这一方法提倡鼓励被社会边缘化、被剥削的人们自己开展研究,以制定自己的政策。 [36]

周大鸣,刘志扬,秦红增《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世纪70年代,应用人类学中推出了一些快速研究法,最常用的是快速人类学评估法(Rapid Anthropological Assessment,RAA),也被称为快速评估法(Rapid as Sessment Procedures,RSP)。快速评估法通常是由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完成,常常还需要研究对象的积极参与。快速评估法主要依靠定性手法收集材料,很多方法和手段类似或等同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重要的是,采用快速评估法可以使当地的价值观和对现实的认识得到重视。在中国较为常用的是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即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法。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庄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农户意愿,并评估其发展途径的田野调查工具。这套工具来自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多种发展项目的实践,目的在于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当地人民,促使当地人民加深对自身、社区及其环境条件的理解,与发展工作者一道制定出合适的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强调乡土居民的逆向学习,同时不局限于固定的调查程序和问卷,调查者可以根据获取信息的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调查程序和内容,寻求多样化的答案,力求信息更加丰富。注意考察调查中信息体现的差异性和矛盾性等,强调当地人的参与,调查者协助被调查者自己来调查、分析和做出报告,在此基础之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同时进行反思。交流信息分享结果,最终提高调查的质量。 [37]

PRA的特点在于快速和灵活。一个初来乍到的调查者或是调查时间极为有限的调查者,使用PRA工具能够快速帮助他掌握传统调查方法。PRA工具可以为调查者提供合适的机会,介绍调查者自己以及调查的主题,以取得当地人的理解。目前参与研究式评估工具大致可以分为访谈类、分析类、排序类、展示类、记录类、图示类、会议类、角色扮演与直接观察8大类, [38] 这些都是在国际发展项目中广泛使用且最为简单有效的工具。从笔者从事的参与式农村发展研究及田野调查实践经验来看,参与研究式评估方法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评估过程中不仅是适用的,而且是有效的。PRA工具在实际应用中也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参与研究式评估工具是一套来自田野实践的经验总结,而非一套封闭死板的教条,对PRA工具补充和创新的过程至今仍在进行,在使用时切勿盲目照搬,而应根据调查主题、田野情况灵活采用;其次,能否恰当、有效地运用参与研究式评估工具与调查者的田野经验密切相关,而对PRA工具的熟练运用必须在田野实践中实现;再次,在实践中,对一个工具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工具的排斥,一个工具的成功和恰当运用往往需要多个工具的相互配合;最后,由于调查时间比较短促,在调查深度和与调查对象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存在欠缺。这就需要辅助使用人类学传统调查方法,如参与观察法等,同时要与调查对象之间努力建构融洽关系。

应用人类学在近些年更多使用定量方法和高科技方法,如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收集资料,或是采用焦点小组访谈、多方检证(triangulation)的方法,有更强的政策性和政治影响等。焦点小组访谈常取代民族志的深入采访,以便快速经济地收集材料。多方检证法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是指用几个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多方检证法综合使用定性方法(如参与观察、焦点小组访谈和个人采访等)和定量方法(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等),比独立使用某种方法更易发挥作用。 [39]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应用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学术成果包含了农村扶贫规划 [40]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41] 等方面。2000年以来,笔者主持了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一系列项目,如世界银行贷款江西省2号公路及捆绑项目社会评估,世界银行贷款绵羊整合发展社会评估,世界银行贷款安徽公路项目社会评估,世界银行贷款珠江三角洲环境发展——水资源评估等。在笔者所主持或参与的应用研究项目中,覆盖了中国中西部的十余个省份,所关注的主题包括农业、环境、教育、社区发展和移民等几个方面。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 [42] 和《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 [43] 就是应用人类学在中国调研评估的发展以及丰硕成果的汇集。

进入数字时代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使得传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人类学研究方法做出改变。过去人类学所研究的社区是有界限的,即使是全球化时代的多点民族志研究,依然是基于物质空间。数字时代的互联网空间,在出现伊始便具有异步性、匿名性、访问性与储存性的特征。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它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很难判断其边界。 [44]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使学者们认识到,在数字社会基础上的互联网研究,从诞生之初就与传统人类学研究面临着不一样的研究环境。为此自然需要构建一套适应数字时代互联网环境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以面对在开放结构中进行研究的挑战,网络民族志由此应运而生。

数字时代的人类学研究,面对计算机、个人终端以及互联网这样一套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技术中介,身处其中的人们所能够沟通的对象、时间、方法与频率都与过去截然不同。而只有在理解这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感知与反思与其相关的社会事实。基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线上的社会经验与传统的面对面的社会经验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异,网络民族志研究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亦有若干根本性的不同。

首先是研究介入方式的差异。过去做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进入一个社区,要跟当地社区的人交朋友,让大家能够互相信任。在互联网里做调查,这些就变得有些困难。在互联网的空间里,通过传统的手段难以观察对方,因为有的人生理上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性,在互联网上却可能注册成一位年方二八的少女。在互联网中,实际上是与一个虚拟的人在打交道,就如《纽约客》上曾刊登过的一幅著名漫画中所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其实是一只小狗”。在互联网里做调查,会涉及互联网数据的真实性,而如何介入才能够使数据尽可能支撑研究继续下去实际上是介入网络空间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问题,因为你的问题甚至不再希望研究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所以提出问题的角度甚至可以是基于虚拟现象的。比如研究一个角色扮演的虚拟社区时,人类学者如果承认人们即使在一个虚拟的社区中,扮演一个与自身现实属性完全迥异的角色,也会基于一些人类社会的恒常逻辑进行交往的话,那么对人们怎样扮演的过程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结构,便成为了具有学术合法性的研究论题。互联网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不再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阻碍因素,其中的最大难点变成了对人类学研究者能力的挑战。另外,即使是在以互联网为主要情境的研究中,网络民族志是否只能局限于在线环境的研究,也依然取决于影响具体问题的要素。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的,但它并不与现实空间完全抽离,网络用户是通过往返于线上与线下的不同空间与场景来构建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意义上线上线下是一个互构的整体,网络民族志可能也需要结合线下环境,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民族志的难度。 [45]

其次是网络民族志的呈现与传统民族志存在的差异。民族志是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成果,它是一个关于特别群体文化的真实记录。在数字社会,文化的移动与异质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化特征。与此相对应,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被要求呈现出这种移动与异质性。在针对数字社会的研究里,普通的多点民族志无法满足此种文化研究的需要。数字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有极强的扩张性,同时极富活力。网络民族志研究天然要求研究时间的异步性、文化的异质性、地理的分散性。在上述三种特征任意组合的虚拟空间里,网络民族志会探究这些不同特征单独或混同状态下社会结构的表征,从而窥探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它呈现的更多的是节点式的社会表现,即不仅可以从网络中看到很多的具体节点,同时也需要清楚地发现各节点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呈现数字社会中的信息流动与文化漂变。在这个呈现完成之时,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差异会成为一个勾连的状态。由于流动过于迅速,对于文化全貌的描述难以纤毫毕现。如果说过去《江村经济》里描绘的是20世纪初的苏南农村,那么《天涯虚拟社区》呈现的便只能是2003年左右的互联网论坛。 [46] 而如今的互联网论坛已然是明日黄花,数字时代的社会流变不居,人类学方法的具体面貌也需尽力发现流动之间的链接。

姬广绪主编,2020,《数字时代的人技相遇: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最后,数字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对情境的抽离,互联网技术使得物理的在场与不在场被打通, [47] 而在同一时间的线上在场所造成的新问题是,在虚拟空间中人与人沟通的传统情境被彻底改变。这种情境的改变所带来的是对观察者的挑战。传统的观察方式在抽离情境的状态下,将会变成一个特定的和简化的模式,这样的观察天然存在着局限性。在传统情境被抽离的同时,新的数字环境的出现也值得我们关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表述同样的话语时,因外部环境、口气与表情的不同均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格尔茨所说深描中的“挤眼”和“眨眼”便是最著名的例子。这些在互联网的田野调查中,实际上都是缺失的;而随着互联网世界的发展,网民们为了填补类似情境的缺失,同时创造了新的网络文化。从互联网时代早期便开始兴盛的“emoji” [48] 到中文互联网世界早期出现的“火星文” [49] 与至今风靡的“表情包”, [50] 内里蕴含的都是希望将虚拟世界抽离掉的情境以其他方法进行重建。这也提醒人类学研究者,在数字时代需要运用多元的观察方式,去理解人们对于社会的建构方式。研究者在做民族志的同时,要研究研究对象和他周边的环境与氛围,即我们所说的语境。互联网民族志一般只能对话语、文本本身进行分析,没有办法对它的语境进行分析。许多热门的互联网事件,是否是一个真实的语境,还是有人为因素有意塑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话题。此外,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粉丝,他们怎样出现,怎样成为热点,又怎样归于沉寂,都是有意义的研究线]

当然数字时代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观察的可能。数字时代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研究条件,在各种各样的摄像头面前,人们的行为可以被大数据记录用以分析。最为极端的是面对监狱的研究,笔者曾经指导过两位博士,他们开展研究的地方便是监狱。 [52] 由于监狱里每一个床位都装有摄像头,服刑者的日常生活可以被无死角地观测到,并被大数据所汇集。这样的研究当然会存在伦理上的巨大挑战,因此上述两位博士在进入调查前都与被调查的服刑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获得了许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根本无法与被研究者进行任何方式沟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深思。

中国人类学自20世纪初期在中国创立至今,已然年过期颐。李济先生在中国开始现古学研究以来,人类学的四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在中国大地上逐渐生根,虽历经不同时代的风雨沧桑,依然绵亘至今。中国人类学创立以来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复杂社会,主要的学术成果也是通过研究复杂社会而获得的。人类学对于中国的研究无法脱离中国这一复杂社会的现实。同时,复杂社会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也反映了现实对于人类学的种种新需求。在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进行论述后,乔健先生展望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前景。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前景的基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共性和差异以及丰富的地域性特点,而这些会为之前无法进入中国的研究者提供极其丰富的资料;另外,也在于中国有着大量的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成果的发掘会让我们对中国文化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变迁历程有一个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很多,但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民族聚集在一起,共同经历了上千年的岁月,最终能够共存、共荣、实现大团结的却绝无仅有。对于这个格局,人类学研究者可以提供更为全面、客观、系统的解释。 [53]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美好的前景。

面对复杂社会,尤其是相对中国这样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社会,人类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要出经验、出思想、出理论,新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格外重要。吴文藻、费孝通等先辈在将人类学引入中国的时候,希望通过人类学社区研究认识中国,目的是寻找一种能够使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复杂历史的中国再度富强的方法;尔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希望进一步理解,区域社会的传统如何与国家叙事相勾连,进一步解释我们所处的复杂社会之“复杂”如何而来;多点民族志的面向更多表明的是探索一种联系,这一联系广泛蕴藏在我们日常或许可以认识到但意识不到的“复杂”之间,使得抽象与具体的互动在不同的承受主体的角度被理解;而应用人类学的各种评估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更是为了从最现实的层面宣告人类学绝非所谓“无用之学”;互联网民族志使人类学者横跨虚拟与现实,在研究中不再仅仅追求理解现实社会的整体性,使得我们能够发现栖居于虚拟与现实中的现代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

目前学界正在进行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向的讨论。 [54] 教育部也在倡导“新文科”“新理科”的建设,背后的核心是对过去的学科分类产生了质疑。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命题,一是百年前的学科分类不再适应现代的发展变化,二是单一学科不足以解决当代产生的问题。事实上,研究方法早已突破了学科的界线,为不同学科所共享,如现在不少教材都是以“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命名。社区研究方法也许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产生于人类学、社会学学科的社区研究,自20世纪80年以来已经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工具,“社区”亦经历了单纯的学术研究到后来的社区工作再到政府部门政策概念的过程(如基层组织居委会改成社区)。 [55] 可以预见,人类学的方法不仅会被其他学科借鉴,人类学本身也会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1] [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贾士蘅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2]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新亚学术集刊第16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版,第98-108页。

[3]李富强:《当代英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4]何明:《民族研究认识论转向与民族学知识体系重构》,《思想战线]许烺光著、张瑞德译:《文化人类学新论》,台湾联强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9-148页。

[11] 丁元竹:《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16] 胡鸿保、姜振华:《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

[17] 刘海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18] 周大鸣:《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6期。

[19]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方法论》,《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

[20] 周大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关怀》,《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21]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22] 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5] 科大卫、程美宝:《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

[27]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8] 黄淑娉、龚佩华:《广东世仆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9] 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0]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页。

[31] 詹姆斯·华生主编、祝鹏程译:《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7年)。

[32] [美]乔治·E·马库斯著、满柯译:《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35] 赖立里:《多点、合作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医药调查的启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36] 陈刚:《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37] 周大鸣:《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8] 李小云主编:《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39] 陈刚:《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40] 张有春:《贫困、发展与文化:一个农村扶贫规划项目的人类学考察》,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41] 杨小柳:《参与式行动:来自凉山彝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42] 周大鸣等:《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3] 周大鸣等:《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4] [美]罗伯特·库兹奈特著、叶韦明译:《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85页。

[45] 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46] 刘华芹:《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47] 白淑英、何明升:《BBS互动的结构与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48] 靖鸣:《颜文字:读图时代的表情符号与文化表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1期。

[49] 尹良润:《数字化时代的流行文化——以网络“火星文”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0] 刘汉波:《表情包文化:权力转换下的身体述情和身份建构》,《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51] 周大鸣:《互联网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路径》,《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52] 孙平:《监狱亚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邵峰:《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研究——以甘露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53] 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54] 徐俊忠:《关于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思考》《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55] 丁元竹:《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周大鸣、肖明远,2022,《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民族研究》第2期。推文已获得作者或刊物授权。其他公号未获授权,不得复制、截图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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